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图①：敦煌莫高窟。
王斌银摄
图②：游客在麦积山石窟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图③：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云冈石窟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图④：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使用跟踪式扫描仪采集文物数据。
张怡熙摄
图⑤：航拍云冈石窟全景。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一滴雨水落在崖壁上，需要多久才能穿透千年？
在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今天，镌刻在崖壁上的文明史诗，该如何抵御风雨考验？
监测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与恶劣天气事件已成为影响中国文化遗产保存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依崖而凿、暴露于自然之中的石窟寺，结构脆弱、材质复杂，恰恰是最敏感的承受者之一——极端气候加速酥碱、风化、壁画空鼓褪色等本体病害，诱发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更在环境异变中催生微生物繁衍等隐蔽而持续的损害……
这是一场与气候变化的漫长角力。崖壁之上，守护早已开始。
千年石窟直面冷暖风雨
“全球气候正经历显著变化，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巨大考验。”在山西大同市举办的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开门见山。
李黎道出问题所在——以2025年为例，华北雨季“超长待机”，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161.1%；全国平均高温日数达16.5天，较常年偏多7.4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气候变化对石窟寺的影响，既有极端气候引起的暴雨冲刷、洪水侵蚀及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冲击，也有隐蔽性长期影响：裂隙渗流网络演化、渗水路径和渗水点变化、温湿度变化带来的干湿冻融破坏、微生物动态变化、石窟微环境改变等。
近年来，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正考验着崖壁之上的千年石窟——2020年，重庆弹子石摩崖造像遭遇洪水过境，大佛造像被淹没；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致使伊河水位上涨，龙门石窟面临洪水逼近的考验。
“水害是我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存在最为普遍、危害最为严重的病害类型之一。水作为中间介质引起石窟的风化与结构失稳，基本上石窟寺所有的病害都与水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盐害、生物病害、表层溶蚀、剥落、开裂，以及关键块地失稳等。”李黎说。
大气降水、毛细水、裂隙渗水、凝结水，影响石窟安全的水，种类多、机理复杂。
看得见的雨水冲刷，可以搭建窟檐等物理方式加以阻隔；岩体渗水，通过防渗排水措施进行治理……这些保护手段，经过多年实践已趋成熟。但对于石窟表面凝结水的治理，一度困扰着石窟保护科研人员。
比起看得见的洪水、暴雨和泥石流等，隐匿在岩体内部的水害，更像一种经年累月的无声侵蚀。
“砂岩质文物的风化程度与凝结水的形成密切相关。”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道出其中困境，“过去，我们对凝结水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得不够，实时监测技术不足，治理手段单一，处置不当会引起更严重风化问题。”
他与团队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凝结水首先在岩石内部形成。团队研究表明，凝结水首次凝结主要发生在岩壁0至3厘米的浅表层区域。看不见的水，有了可被追踪的“痕迹”。
找到问题，更要破解难题。团队开展了石窟凝结水监测和智能治理技术研究，实施了云冈石窟第9、第10窟凝结水综合治理试验，治理有效率达97%以上。
从肉眼可见的冲刷，到岩体内部的痕迹，中国的石窟寺保护，走过60余年的治水探索之路。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抢险，到八九十年代工程体系初步形成；再从精细化治理，迈向系统化防治。近5年来，我国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余项石窟寺保护修缮、环境整治项目。在一次次保护实践中，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
“石窟寺本体脆弱，对环境变化敏感，极易遭受损害。中国在遗产保护、监测、科研、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上持续投入，向世界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说。
保护行动从抢救向预防转变
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
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从气势磅礴的“昙曜五窟”到精雕细琢的五华洞，一个个融合多元文化的造像，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站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来自天津的游客王帅被深深震撼：“跨越千余年风霜，大佛的衣纹依然刚劲，看似凝固的线条，却给人一种流动的美感。”
“因开凿在厚层砂岩中，稳定性曾是云冈石窟保存面临的考验，风化更是世界性难题。”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
千年瑰宝如何永续流传？
近年来，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逐步建立了以监测、巡查、日常保养等为主要内容的保护体系。2015年以来，云冈石窟陆续对30余个洞窟进行保养，保养面积近12000平方米。
走进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大屏上，温湿度、洞窟内二氧化碳数值、洞窟客流量等数据清晰展示。“遗产监测体系覆盖文物本体、洞窟微环境、游客等内容，近年来还加强了地震监测。”杭侃介绍。
天刚蒙蒙亮，云冈研究院90后巡查员杨冰清的身影出现在石窟中。从第1窟到第45窟，在景区开园前，她就已经全部巡查完一遍。“我们会查看以往容易渗水或潮湿的区域，例如泥岩层、裂隙处、窟顶等。在雨季或暑期游客较多时，更要关注渗水面积、渗水量有无变化。一旦发现新问题，便立即写入巡查报告，第一时间上报。”杨冰清说。“夏天洞窟内外有很大温差，容易形成‘凝结水’。到了冬天，则要着重注意是否发生‘冻融’，水在哪，我们的眼睛就要跟到哪。”
石不能言，而一代代的守护者以日复一日的凝望，让岩壁上的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甘肃天水位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过渡带，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
“近10年来，石窟区域年最大降雨量达到1000余毫米。近5年来的观测表明，暴雨和大雨多发生在4月—10月，季节性特征明显。”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介绍，“雨强增大，雨日减少”的降水新变化，意味着每一次降雨更集中更极端，对石窟岩体和塑像壁画构成的威胁也在加剧。
气候的点滴变化，最终都转化为石窟上可见的病害——2018年，一场持续近30天的降雨，让麦积山石窟的10个洞窟集中爆发霉菌。
“保护工作不能再以单一病害为对象，必须转变为基于风险评估的综合治理、系统性保护，这恰恰是当代石窟寺保护理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向。”岳永强说。
崖体加固、渗水处理、栈道稳定性评估、微生物治理……一系列石窟文物保护实践在麦积山石窟进行。
“气候变化对石窟寺的影响将是长期、持续和累积的，我们的应对不能停留在灾后抢险的被动层面。”岳永强说，未来我们应当构建以预防性保护为总体目标，以风险评估为科学基础，以监测预警为技术支撑，以综合防灾减灾为管理保障的主动防护体系。
留存永不褪色的数字“备份”
当物理世界的石窟寺持续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考验，数字技术则为千年文明开辟出一条跨越时间的守护之路。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数字近景摄影测量、高光谱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科技力量如同精微的画笔，为石窟绘出了一份不会风化、永不褪色的“数字档案”，让镌刻在石壁上的文明史诗，在数字世界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目前，云冈石窟45个主要洞窟、5.9万余尊大小造像，已完成80%的全维度数字化保全，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让万千造像“走”出崖壁，踏上跨越山河的文化远行；在河南洛阳，2026年3月，龙门石窟在保护加固工程中，于崖壁间辨识出一处唐代金刚经石刻，运用三维扫描、微距摄影等技术，全面采集文物本体信息，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为后续保护、研究与展示提供可靠支撑。
“‘数字敦煌’已走过了近40年，截至2025年底，已完成了323个洞窟数字化摄影采集，210个洞窟图像拼接，169个洞窟全景漫游节目制作。”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俞天秀说。
目前，“数字敦煌”总数据量已超过600TB，海量资源不仅要“存下来”，更要“用起来”。
取一抹壁上重彩，得千年气韵；摘几句经卷真言，可传递心意。打开“敦煌心笺”小程序，选择临近节日主题，留下署名，系统就会自动接入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与数字藏经洞文献资源，匹配祝福语。莫高窟第144窟、第61窟……精美壁画成为贺卡上的元素。这正是敦煌研究院利用AI赋能海量数据作出的积极尝试。
数字化还改变着游客与石窟寺的关系。
驱车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首先抵达的是一座伏卧在戈壁滩上的建筑——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为什么要在距莫高窟十几公里远的地方建设数字展示中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萍回忆起一段往事：20世纪90年代初，莫高窟游客不到20万人，老院长段文杰就将敦煌研究院画家临摹的精品洞窟在窟外陈列中心向公众展陈，目的是分流游客为洞窟减压。随着游客增多，21世纪初，时任院长樊锦诗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中心，探索把洞内的东西“拿”到洞外看。
代代接力守护，理念一脉相承。走入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厅的灯光渐渐变暗，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的画面从脚下弧线式延伸至穹顶，观众抬头“仰观”不对外开放的特级洞窟。千年壁画的细腻纹理、古老矿物颜料的色彩纤毫毕现，引得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前置观影展示、分组参观实体洞窟，如今配合预约制与莫高窟单日6000人总量控制，瞬时承载量从过去的2300多人降到1600人左右。“在洞窟内看得少了，但优质的数字化展示多了。既保护了石窟，又提升了游客体验。”李萍说。
一代代守护者，正以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千年文明，在时间的河流中走得更远。千年石窟静静矗立，崖壁上的文明史诗，还在继续书写。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于尚波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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